文人論政：平易近國政論性報刊中的儒家情懷
——以三年夜報刊為例
作者：張敏（河南年夜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0輯，陳明 朱漢平易近 主編，新星出書社2016年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廿三日己卯
耶穌2016年8月25日
內容撮要：儒家固有的“明道救世”“內圣外王”情懷訴求，在平易近國時期政論性報刊中體現為“文人論政”，即筆墨報國、論政不干政，借由報刊對國家政治事務發表評論，監督當局。文人論政凸顯了知識分子匡扶時事的社會責任和政論性報刊的社會擔當。剖析平易近國時期的三年夜報刊，探討儒家情懷在政論性報刊中的表達與實踐可知，文人論政辦刊理念是“內圣外王”思惟的表達，批評精力、“輕財重義”“傳授雜志”是儒家情懷在政論性報刊中的實踐。文人論政促進了平易近主政治發展，構成憲治救國的言論立場，并以法治踐行不受拘束主義。但文舞蹈教室人論政也有“觀念不受拘束主義者”的缺點，脫離了社會群眾，沒有組織氣力作為后盾，處于尷尬地步。政論性報刊中的儒家情懷對當今報刊發展的啟示在于：新聞媒體應具有愛國心和責任感，加強與受眾的聯系，積極引導輿論以推動社會改造。
關鍵詞：文人論政、儒家情懷、政論性刊物、內圣外王、平易近主
報刊是報道新聞和傳播思惟的東西，但平易近國時期的政論性報刊不僅僅以發布信息為要，而是旨在構成輿論，影響社會，遂構成“文人論政共享空間”的一時風氣。所謂“文人論政”，是瑜伽場地指知識分子以“全國為己任”的情懷，通過獨立言論筆墨報國、引導輿論，以期實現國家和社會在精力和軌制上的進步與發展。追溯起來，1874年王韜即在噴鼻港創辦《循環日報》，開辟“論說”專欄天天評議時局，開報刊界“文人論政”之先河。后經梁啟超這位“筆端恒帶情感”的時代驕子之發揚，“文人論政”的風格得以傳承。英斂之時期和新紀時期的《至公報》都體現了“文人論政”風格，深諳西學的胡適創辦的《獨立評論》，以及有“平易近國三年夜報人”美譽的儲安平創辦的《觀察》則集中體現了“文人論政”的辦刊理念。
一、文人論政：儒家情懷在政論性報刊中的表達
隨著西學東漸，報刊在近代中國出現。平易近國時期政論性報刊以“文人論政”為辦刊理念，即獨立言論，無黨無派，不參與政治決策，但在實際上影響當局決策，以輿論推動改造。這些報刊的政論具有批評精力，針砭時弊，監督當局行為，以言說中國政治前途為中間，以達至國家統一、平易近族救亡的目標。“文人”是針對當時社會知識分子精英而言，他們年夜多在高級學府或研討機構任職，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專家，深具影響力，絕年夜多數思惟不受拘束，超然于黨爭之外。“論政”是指知識分子“以全國為己任”，發揚傳統儒學中“明道救世”情懷，借由報刊表達對公同事務的見解，對國家政治事務發表評論，監督當局。
文人論政凸顯了知識分子匡扶時事的社會責任和政論報刊的社會擔當。平易近國時期國家政治不統一，面臨內憂內亂和黨派斗爭，若何實現國家的統一富強是知識分子們思慮的主要問題。面對國難，他們選擇文章報國、借報立言的新聞活動。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談到，“與其進當局，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1]在當時政治掉序的狀態下，純粹的文學性報刊欠好銷售，也不克不及表達他們的思慮，體現他們的關切。故政論性報刊成為愛國知識分子們的不貳選擇。
作為政論性報刊，《至公報》《獨立評論》和《觀察》引領平易近國時期報刊界之風騷，其辦刊理念都是文人論政、筆墨報國，對國家和社會飽含熱愛，試圖構成輿論以推動改造。《至公報》在1926年9月1日續刊時，張季鸞提出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辦報方針，表白《至公報》政治上客觀中立，經營上不以營利為目標，不為個人好處為要，而是實現全國為公的社會責任。“9.18”事變惹起國人的警醒，在國難當頭之際新興了諸多政論性報刊。1932年5月22日，《獨立評論》創刊，確立辦刊主旨為“盼望永遠堅持一點獨立的精力。不依傍任何黨派，不科學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表達我們個人思慮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力。”[2]《觀察》創刊于194聚會場地6年9月1日，在發刊詞中儲安黎明示其立場：“我們的態度是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觀察》的辦刊主旨是“平易近主共享會議室”“不受拘束”“進步”“感性”，即爭取國民的權利；在法治狀態下實現言論不受拘束以及人格不受拘束；強調國家富強和進步；尋求客觀公平，以引導輿論。在儲安平看來，編輯刊發對國事的評述或建議，是出自知識分子對于國家的責任和擔當。1947年，儲安平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談到《觀察》的創刊目標即“盼望在國內能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不受拘束思惟的種子，并使楊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個配合說話的處所。”并表現，“不以這個刊物為私家進身之階”。[3]
文人論政的方法是以言論政，要點有三：第一，靠言論的氣力影響當局的決策，“我們常日的職業，就是議論政事”。第二，“干政而不執政”，言論而不組黨，議政而不參政。張東蓀在《士的任務與理學》一文中指出，士的任務在干政而紛歧定要執政。干政就是一種輿論的做法，而“執政”則是一種組黨的做法。第三，“以言論政”并非“政治斗爭”，請求堅持政治中舞蹈場地立。儲安平在創刊詞中強調，《觀察》是一個“發表政論”而非“政治斗爭”的刊物，“年夜體上代表一股不受拘束思惟分子，并替仁慈的廣年夜國民說話外，我們背后更無任何組織”。[4]
文人論政體現了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在國家危機之際，為國家統一富強而發出知識分子獨有的聲音，以促進國家和社會進步。蔣廷黻認為，“一切嚴重的國難都是國家和平易近族的試金石。我們若要了解一國國民的知識水平、組織才能、習尚與人生觀，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看這平易近族若何處置一個嚴重的國難。”[5]
二、內圣外王：文人論政辦刊理念的構成與寄意
文人論政風氣構成的哲學基礎是中國傳統儒學中的“內圣外王”思惟。“內圣”強調自我修養，以發揮和實現人的天性，包含“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外王”凸起統治者管理全國的思惟與行動，包含“齊家”“治國”“平全國”。“內圣”的基礎訴求是品德，“外王”則是儒學進世的體現。“內圣外王”體現為清議的傳統及傳統士年夜夫的“諍諫”。清議是士人之間的交通東西，就政1對1教學治和社會事務對當局官員提出建議，在被采納后構成政論，宋代的“書院論政”和明代的“結社論政”是清議的典範代表。諍諫是士年夜夫為了國家目標向天子提出治國之策，魏征諍諫是典範代表。“文人論政”因具有報刊作為傳播東西和評論介質而分歧于清議，又因為其立場客觀，報刊與當局相對獨立而分歧于諍諫，并籍由報刊平臺而獲得更年夜的傳播影響力。
文人論政的構成還遭到東方不受拘束主義報刊理念的影響。在清末平易近初的社會轉型期，中國歷經“千年未有之年夜變局”，東方傳教士將辦報理念帶進中國的同時，也把東方的不受拘束憲管理念引進中國。東方憲治強調“制約國家權力，保證國民權利”，東方新聞報刊的定位是尊敬個體權利，視發表輿論為“天職”，報刊應反應平易近意，報刊的責任是引導國平易近和監督當局。東方不受拘束主義的新聞思惟和辦報經驗影小樹屋響了中國報人，對報刊的定位由“通平易近隱、達平易近情”的“線人喉舌”效能，上升為“監督當局”的發表輿論效能，進而構成以輿論監督當局的“文人論政”風格。當然，平易近國時期政治掉序，派別斗爭嚴重，年夜軍閥和國平易近黨當局對政論性報刊無暇顧及，也給“文人論政”的構成供給了必定的共享會議室政治空間。
文人論政的風格使平易近國時期個人空間政論性報刊分歧于東方報刊。正如張季鸞在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所言，“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至公報》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堅持文人論政的本來臉孔。”[6]文人論政的辦刊理念反應了知識分子試圖從邊緣走到社會政治中間的期許。在科舉軌制廢除后，儒家士年夜夫轉型到現代知識分子的同時，也掉往了權要制這一進身之階，知識分子一度作為邊緣人存在。可是儒家“內圣外王”的情懷使知識分子常有憂國憂平易近之心，在社會危難之際，他們遂以報刊為平臺，以言論政、文章報國，試圖進進政治輿論中間。
三、付諸實踐：儒家情懷培養了政論性報刊的獨特徵
（一）批評精力：經濟獨立、無黨無派的平易近營報刊
平易近國時期的政論性報刊多是平易近營機關，獨立辦刊、不以營利為目標。經濟獨立有利于擺脫政黨或其他好處集團私密空間的干擾甚至把持。
《至公報》“四不”原則中的“不賣”，是指經濟獨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進股投資是也”。[7]其創刊時只要五萬資本，但拒絕政治性的津貼或資助，準備賠光本錢就關報，不想為讀者鐘愛而營業情況甚佳。《獨立評論》由胡適、蔣廷黻等社員捐錢而創辦，在出書之前，獨立社員就開始捐錢，每月抽出固定支出的1對1教學百分之五，后來刊物有進款了，社員的捐錢減到2.5%。直到創刊一年多，捐錢才結束。[8]《觀察》是一份平易近營刊物，靠征集同人股金創立，儲安同等發起人不接收來自官方或政治團體的資金。即便是在雜志社資金困難時，也堅持由知識分子自籌股份。《觀察》發刊后，獲得必定的影響力，但因遭到政治壓迫和經濟困擾，經營難以維持之時，有國平易近黨人士提出對《觀察》投資借以把持該刊物，遭到儲安平的拒絕。
正因為經濟獨立、政治中立，報刊才幹不受制于任何黨派，依據事實發言，堅持平易近間立場而不傾向于任何黨派，呈現出“敢言”的特征。新紀時期的《至公報》年夜膽批評國平易近黨當局的社會專制統治，譴責japan(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犯行為。其獲得1941年密蘇里新聞學院外國報紙獎的主要緣由是其評論“無畏而深入”，政策“不受拘束而進步”。《獨立評論》關注時局，對國內外政治事務敢于評論，敢于批評當局，獲得“敢言”的美譽。《觀察》創辦在國統區，但其立場堅定，敢于批評國平易近黨當局，贏得了讀者的喜愛。儲安平堅信，“一個刊物要獲得讀者，必須在緊要關頭敢于站出來說話。”[9]在《掉敗的政治》一文中，儲安平揭穿了國平易近黨政權的貪污腐敗和獨裁，指責國平易近黨一黨執政20年，使國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尤為可貴的是，在此文中儲安平不僅僅逗留于批評，還對當局提出改造建議，體現了政論性報刊不僅僅具有批評精力，還有建設的一面。更深層次上，建設性是“文人論政”的最終尋求，是傳統儒家“明道救世”情懷的終極目標。
（二）輕財重義：客觀感性、說“平實話”的編輯原則
政論性報刊堅持客觀感性，說“平實話”的編輯原則。以超然態度論政，基于知識分子的知己和社會責任感發言，促進國家政治與法令的進步。
《至公報》的張季鸞重視儒家輕財重義的傳統，強調政論性報紙的獨立言論基于知識分子的知己。1939年，在《報人宣誓》中堅稱，“我們誓做國家的忠卒，并愿做當局的諍平易近。”[10]胡適、蔣廷黻等《獨立評論》同仁厭惡唱高調，對于稿件編輯強調客觀感性，是剔除了感情的客觀剖析和冷靜的知識判斷。1934年末，編輯胡適對《獨立評論》發表自評，認為創刊近三年來，雜志說的都是“平實話”，“這樣一個沒有麻醉性與安慰性與消遣性刊物，竟然站到明天，銷數增到五千以上。這可見國中也有不少愛聽平實話的人。”[11個人空間]《觀察》的來稿編輯原則體現了客觀感性的請求，“只需無背于本刊發刊詞所陳平易近主、不受拘束、進步、感性四個基礎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分歧的意見。我們尊敬個人獨立發言、各負文責。”[12]
由于客觀感性、講真話，政論性報刊成為知識分子關注中國政治前途的爭辯論壇，文人論政獲得了相當的勝利。《至公報》的“禮拜論文”曾辯論“平易近主與獨裁”和“一黨與無黨”問題。《至公報》銷量35000份，僅《申報》和《新聞報》的三分之一，但林語堂稱其為“最進步交流，編得最好的報紙”，“確定是訴諸教導過高的平易近眾”。[13]《獨立評論》成為“平易近主和獨裁”的論辯陣地，《觀察》展開過關于“中國的前途”和“家教不受拘束主義往何處往”的兩次論爭。此外，政論性報刊還關注社會熱點問題。《獨立評論》關注“對日政策”“中西文明”“高級教導現狀與改造”等問題，胡適、蔣廷黻、丁文江、任鴻雋等針砭時弊，關注蒼生保存狀況，最年夜發行量13000份。除了對國平易近黨腐敗統治的批評，《觀察》還關注“學生運動”“am舞蹈教室erican對華政策”等問題，其最高發行量是105000份，讀者有幾百萬人。
（三）知識化定位：凸顯人文社科的“傳授雜志”
“傳授雜志”是平易近國時期政論性報刊的特點，體現了報刊的知識化定位，強調政管家教理念闡釋的知識性。報刊的知識性則得益于其強年夜穩定的撰稿人團隊。
《至公報》的撰稿人和記者多是職業報人，年夜多具有西學佈景，像個人空間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都曾留學japan(日本)，邵飄萍、林白水等記者也曾留學海內，其西學佈景使其對東方的政治軌制舞蹈場地有實際的親身經歷，而不是逗留在抽象懂得基礎上。胡適在《獨立評論》曾主張由“知識階級、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組成“干政團體”監督當局。據統計，《獨立評論》的18位社員所有的都有留學海內的佈景，且年夜多獲得了國外的博士學位。此中留學american、英國、japan(日本)和比利時的分別為13人、2人，2人、1人。而社員外的10位重要撰稿人中，有7人來自北京年夜學、清華年夜學、南開年夜學、燕京年家教夜學等有名學府的傳授，2人是年夜學講師，還有1人是北年夜的學生。[14]故此，把《獨立評論》稱為“傳授刊物”是恰到好處的。
《觀察》的撰稿人多數誕生于清末平易近初，在論政時剛過而立之年，思惟成熟，行動明智，是北京年夜學、燕京年夜學、清華年夜學等著名學府的傳授，是20世紀40年月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謝泳傳授亦將《觀察》稱為“傳授的雜志”，[15]根據其對《觀察》撰稿人的研討，在78位撰稿人中，60人有出國留學佈景，除3人留學japan(日本)外，其他都留學歐美。撰稿人中除了陳之邁等個別人是當局官員外，年夜部門是名牌年夜學的傳授。從專業看，除了少數從事天然科學外，年夜多是社會科學專業，以政治學、法學、新聞學、社會學為主。[16]
年夜學傳授作為撰稿人的優勢在于，第一，年夜學傳授在經濟上有固定支出，任務有保證。敢于言論，很少受制于黨派好處制約。如張東蓀所言，“自己向來在政治上茍有主張，總是獨來獨往，所以雖隸屬于平易近盟，而所說的話卻不代表平易近盟，讀者千萬不要誤會。”[17]第二，年夜學傳授的西學佈景也決定了他們憲政意識的構成，凡事從法令角度思慮。平易近國時期的憲法規定了遷徙不受拘束，年夜學傳授有選擇遷徙、擇業及言論不受拘束權，這為年夜學傳授不受拘束言論供給了憲法依據和行動保證。
四、推動平易近主：走“中國政治上軌道”的憲治之路
平易近國報刊自己是“援西進中”的結果，其主編、社員和撰稿人重要是西學東漸后，具有憲治意識和尋求平易近主不受拘束的知識分子。隨著東方憲管理念在中國的傳播，他們的憲治意識高揚，構成憲治救國的言論立場，并通過辦刊加以踐行。
《至公報》續刊號上的《本報啟事》確定了兩年1對1教學夜原則：“一，本報完整公開，做國民真正喉舌；二，本報主旨，重視平易近生問題。”[18]報刊公開是東方新聞專業中不受拘束主義理念的體現，報刊做國民的喉舌體現了新聞服務于平易近的平易近主辦念，對平易近生問題的關注體現了報刊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也體現了保證人權的憲治焦點價值。在《獨立評論》的創刊號上，胡適在《憲政問題》一文中吐露出對平易近主不受拘束的尋求，他說“我們不信任‘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堅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式。憲政論無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須依據法令，和當局對國民應負責任，兩個原則罷了”。[19]胡適強調憲治是把中國政治引上軌道的方式，而憲治標身包含了法治要義，“只要站在法令的立場上來謀求平易近權的保證，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要法治是永遠而廣泛的平易近權保證。”[20]
政論性報刊以抨擊當局為主，在不穩定的政局中，報刊時刻面臨被查封的風險。實踐上，《至公報》《獨立評論》《觀察》都曾被查封過。這是深受東方憲治思惟陶冶的不受拘束主義知識分子們所不克不及容忍的，他們在輿論上爭取報刊言論不受拘束。“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國家的一個國民，對于每一問題，天然有我們會議室出租的見解。把這種見解公開的說出來，是做國民的義務，也是做國民的權利。”[21]張佛泉認為發表個人知識見解對當局無益而無損，故監督當局的權力應當由國平易家教近行使，“當局不應敵視國平易近，對社會次序如無直接危險，則凡思惟不受拘束，言論不受拘束，出書不受拘束，集會不受拘束，結社不受拘束，全應賦予國民。”[22]胡適認為爭思惟言論出書不受拘束基于兩點目標，第一，以中國國平易近的資格，盡一點指導監督的天職，“對于國家社會的問題作好心的批評”；第二，倡導新風氣，“惹起國內的學者留意國家社會的問題，大師起來做當局和政黨的會議室出租指導監督。”[23]胡適思惟反應了政論性報刊的價值地點，即做當局的“牛虻”，監督其前行，類似于東方新聞界的“扒糞者”。
“文人論政”中的知識分子，特1對1教學別是有法學佈景的知識分子，把東方法令原則及普適性價值應用于中國，在《觀察》周刊上發表政論，監督當局。如《觀察》第2卷第13期、第4卷第10和22期中，順次登載了樓邦彥的《論公開反對當局》《論公務員的罷工問題》《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文。《觀察》第3卷個人空間11期登載了韓德培的《人身不受拘束的保證問題》。1947年10月24日，國平易近黨當局行政院通過《出書法修改草案》，對新聞出書作出具體規范和限制，《觀察》立即予以回應，韓德培在《觀察》第3卷第15期上發文《評》，批評國平易近黨當局限制新聞出書事業。這些政論體現了平易近國時期知識分子憲治意識的覺醒和對平易近主不受拘束的尋求，即在法治條件下走“中國政治上軌道”的憲治之路。
五私密空間、觀念不受拘束主義者：文人論政在報刊政論領域中的缺乏
平易近國政論性報刊實現了用輿論帶動政治改造的理念，獲得了相當的勝利，也存在必定的缺點。第一，脫離了社會底層群眾，沒有組織氣力作為后盾。《獨立評論》的影響所及僅僅限于都會的知識和輿論階級，與廣年夜底層群眾幾乎沒有聯系，不克不及影響不識字的農平易近和勞工。《觀察》同樣是代表不受拘束思惟分子的刊物，它的讀者就是知識分子。儲安平還說過，中學生不在《觀察》的讀者考慮之內。第二，無黨無派的主張致使其成為兩派爭取的對象，處于尷尬地步。對此，《至公報》的胡政之曾自嘆：“我們始終是一個有理說不清的秀才。”[24]許紀霖則批評這種純粹論政的文人為“觀念不受拘束主義者”，一盤散沙，坐而言，不克不及起而行。[25]
平易近國時期政論性報刊對當今報刊的發展有必定的啟示。即具有影響力的報刊必須在緊要關頭敢于發聲，立場客觀中立，堅持儒家傳統中的獨立人格和批評精力，且具有強年夜的撰稿人隊伍，獨立言論；媒體應具有基于“明道救世”情懷的愛國心和社會責任感。政論性報刊的尷尬地步警醒我們，報刊應植根于傳媒與受眾、信息傳遞與意見反饋的雙向互動基礎上，報刊應留意讀者范圍的擴年夜，并借此增添影響力，積極引導輿論以推動社會改造。
注釋：
[1]《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噴鼻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2頁。
[2]《獨立評論引言》，《胡適文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8年版，第201頁。
[3]《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第168頁。
[4]謝泳：《儲安平與》，中國社會出書社2005年版，第33頁。
[5]蔣廷黻：《九一八——兩年以后》，《獨立評論》1933年總第68號。
[6]張季鸞：《季鸞文存》第2冊，上海書店出書社1989年版，第126頁。
[7]張季鸞：《本社同人之旨趣》，天津《至公報》1926年9月1日。
[8]胡適：《又年夜一歲了》，《獨立評論》1935年總第151號。
[9]轉引自付祥喜、曾厲：《從看儲安平編輯與出書發行思惟》，《編輯學刊》2004年第5期。
[10]《報人宣誓》，《至公報》1939年4月15日。
[11]《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第6冊，安徽教導出書社2001年版，第430頁。
[12]儲安平：《我們的志趣和態度》，《觀察》1946年總第1期。
[13]Lin Yu tang,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p.141.轉引自李金詮主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8年版，第16頁。
[14]張太原：《社員及其重要撰稿瑜伽教室人》，《安徽史學》2007年第4期。
[15]謝泳：《儲安平與》，第128頁。
[16]謝泳：《儲安平與》，第150-152頁。
[17]張東蓀：《追述我們盡力樹立“聯合當局”的意圖》，《觀察》1947年總第6期。
[18]《本報啟事》，《至公報》第1期，1926年9月1日。
[19]胡適：《憲政問題》，《獨立評論》1932年總第1號。
[20]胡適：《平易近權的保證》，《獨立評論》1933年總第38號。
[21]謝泳：《儲安平與》，第122頁。
[22]張佛泉：《今后政治之瞻望》，《獨立評論》1936年總第219號。
[23]《我們要我們的不受拘束》，《胡適遺稿及秘躲書信》第12舞蹈教室集，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25-33頁。
[24]張育仁：《不受拘束的歷險：中國不受拘束主義新聞思惟史》，云南國民出書社2002年版，第485頁。
[25]許紀霖、謝寶耿：《置身于中國近現代史的知識分子研討》，《學術月刊》2003年第8期。
責任編輯：姚遠